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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龙正治家:重蒙养 善自治

来源: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时间:2017-07-04 浏览次数:769

     陈龙正是明末著名学者,浙江嘉善人。在他生活的时代,百姓生活疲敝,社会矛盾尖锐,国家困难重重。他勇于承担社会责任,匡扶时弊,辅助乡里,一方面在家乡推行慈善救济事业,一方面严格约束族人和子孙,留下了一部规范家族成员言行和品性的短篇著作《家矩》。这部书31节,言辞简练,意涵却朴素深长,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,还传于后世,成为明清家训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  注重蒙养 近善避恶

  陈龙正约束族人,主张确立规矩,尤其在意对子侄幼小阶段的蒙养。他在题为《惠蒙》的短文中,就讨论了创设良好的家庭氛围和照顾受教者心理这两方面的问题。陈龙正说,“人自十五六以下,志识未定,记性偏清,一善言入耳,终身不忘;一邪言入耳,亦时时动念,先入为主,年少其尤。”这段话的意思是人在十五、六岁以下时,志识未定,听了好的话,终身不忘;听了不好的邪言,也会时时动念,形成先入为主的恶劣影响。因此,陈龙正要求长辈们要眼光长远,一定不要在家中当着幼童的面谈论“市井之事”,更不要涉及“媟秽之谈”。他坚持,在家里就要宣扬“贤圣高踪”,或者讲述“古今治迹”;如果遇到闯祸、犯过这类紧急情况,则要“兼备法戒”,动用惩戒的手段了。但施加惩罚也有策略:要照顾人情和受惩者的心理因素,要“详于所是,略于所非”,批评也要周详稳当,言辞不要过于露骨,最好“微其辞而弗露”,达到以微言大义收获言传意会的效果。

  良好的家庭环境,不仅仅需要长者在言辞上措意,更要家长善于择友,慎重邀请访客到家;如果有难以谢绝的来访者“开口淫秽或泛滥市井”,就要有应对之法。按照陈龙正所说,如果客人口出恶言,“何可令幼稚见闻”!他说:“与其得先入之言而复洗濯之,不如无入之为愈也”。也就是说,与其在受了不好的影响之后,加以引导教育,不如尽量营造纯净的环境,让子侄近善避恶。于是,陈龙正说:“凡遇此恶客,在座子弟自十五六以下,权词令之回避。”同时,也要让这些口无遮拦的客人不能随意放言。

  动静得宜 善于自治

  陈龙正对子侄的日常行为,也做了细致而严格的要求,旨在符合凡事“各有常度”、动静得宜的标准。他说,午前气清,宜于“观书索理”,仔细思考读书所得和人生道理;午后易于疲倦,应该静养休息,以养精气;到了傍晚,应该“简点一日所为”,总结得失。陈龙正特别提到,饭后如果有二三好友,聊一聊天,阐述“义理”之学,对一天的学习都有好处。

  陈龙正规范子侄的日常行为,注重从源头着手,特别在胎教阶段,怀孕的母亲就该刻意留心。在《胎教》中,陈龙正说,子在腹中,“成形成性,皆依于母胎”,因此要求孕妇“目无邪视,耳无邪听,勿多语,勿大笑,勿盛怒”。陈龙正坚信,只有从人生的开始便注重端正言行、纯洁品行,才能“事逸而功百”,孩子长大了,才能习惯成自然。

  在对外物的看法上,陈龙正在《爱惜之误为暴殄》中提出了原则性的看法。他对充分掌握外物的特点,恰到好处地为我所用上,有过细致的思考。他说“爱惜、暴殄本是两意”,但却有分不清这两者区别的时候,既不能节约,也不能物尽其用。陈龙正举了两方面的例子,说“如饮食剩余,宜趁鲜香之时,分给于下,敝衣故履,未至无用,宜散于仆从或贫寒之人”。陈龙正建议,这种对外物的处理方法,要家长时时讲解,提醒子侄,让他们明晓物尽其用的道理,不致由爱惜而生暴殄。

  从陈龙正要求族人的种种看法和做法上看,他秉持的根本原则是“自治所以治人”“全交乃在好学”,认为只有对自己严格约束,善于学习者,体悟出外物和自我之间的道理,才有能力规范他人,教育子侄。

  清正忠诚 经世巨品

  晚明社会动荡,陈龙正在当时的环境里,虽然有学识、有见识,却始终未曾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。他屡次向朝廷进言,评论时政,提出改善的方法,但都不被重视,更没能施行而见于时效。相反,他却多次受到他人的诋毁,仕途也受到影响。虽然为官的经历不太顺畅,但陈龙正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时事的担忧,却并没有因个人的遭遇受到影响。

  在学术上,他曾追随无锡高攀龙研习身心之学,体会出为学为人之道的宗旨是以“存诚”为本,以“爱人”为用。他进而以这种体悟和认知作为人生准则,将其运用到为官的生涯中和造福桑梓的事业里。陈龙正做官的时间并不长,在崇祯甲戌科中进士之后,他只做了中书舍人、南京国子监丞这样位阶不高的文官,但他以“有体有用”的经世之学,反哺乡亲,在家乡成就了一番口碑极佳、影响深远的救荒赈济事业,因此得以寄名史籍,为后人所称道。

  正是由于陈龙正治家有方,他的儿子陈揆从小就受到这种氛围的熏陶,自幼勤奋好学,善于自治,成年后颇有成就。陈揆汇编了其父的《几亭全书》60卷行世,他还编撰了《陈祠部公家传》等著述。在清代学者宋犖的《筠廊二笔》中,将陈揆与另外三位东林儒者一并称道,说他们“俱见幼学”,言行端庄,对陈龙正的家庭教育给予了肯定。(解扬)

  卜宪群点评

  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,是一个争论了二千多年的话题。孟子从“仁”属于人的本质规定性认识出发,认为仁义礼智是人“固有之也”,故云:“恻隐之心,人皆有之;羞恶之心,人皆有之;恭敬之心,人皆有之;是非之心,人皆有之。”故孟子倾向于性善说。荀子不同意孟子的看法,认为“今人之性,生而有好利焉,顺是,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。生而有疾恶焉,顺是,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。生而有耳目之欲,有好声色焉,顺是,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。”显然荀子是从性恶说的。其实,单纯的善恶说都无法解释无限复杂的人性,纯粹的性善说解释不了人性中的恶,纯粹的性恶说也说明不了世上那么多的善,还是应当从教育、从环境入手。中国历史上诸如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《弟子规》《增广贤文》等蒙学著作,就是历代注重从教育层面从小培育孩子品质修养的典型表现,注重从小给孩子一个良好的环境,塑造孩子的品格。认识到教育在人成长中的重要性,也自然无所谓善恶说了。

  陈龙正约束族人,主张确立规矩,注重蒙养,对后人产生了良好影响。他的有些做法虽存在偏激的地方,如“使一切玩好游戏绝于见闻”,这样的做法难免会使孩子缺少增长见闻的机会,但他看到蒙学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这一点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,如让孩子近善避恶,动静得宜,不在孩子面前谈论市井之事,甚至这些要从胎教开始等等,都有其宝贵的现实价值。注重蒙学,至今仍然不失为教育子女的一条好经验。(卜宪群: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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